块视三山 杯观五湖

块视三山  杯观五湖

——略论李白的古赋

王定璋

（四川省文史馆，四川成都  610016）

在李白存世的文学作品中，据统计有近千首诗文创作。其中，古赋八篇，数量虽少，却引人关注。不仅因为古赋载于《李太白集》的卷首的显要位置，更是因其文词宏丽，立意独特，气势非凡而耀眼夺目。迄今为止，涉及李白研究的文章、专著，大都集中于他的诗歌创作，对其文章的研究也有论及，而对其古赋的探讨虽然有少数论者有所论述，但似嫌不够全面与深入。本文拟对李白古赋进行一些探索。不当之处，盼识者匡正。

一

李白的古赋一共八篇，倘若按赋的容量和篇幅的大小来审视，当可分为大赋和小赋两类。《大鹏赋》、《明堂赋》、《大猎赋》体制宏大，当属此类；而《拟恨赋》、《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剑阁赋》等，则归属于小赋范围。当然，还可以按内容进行分划，则分为言志类、抒情类与咏物类等等。无论以何种方式进行分类，也只是研究契入的不同着眼点而已。本文拟将两种方式综合融入研究之中。

《大鹏赋》是李白古赋中最引人注目的篇章。据此赋序文云：“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

这即表明，我们今天读到的《大鹏赋》是当年李白在江陵晤及司马承祯时所作的《大鹏遇希有鸟赋》的修改润饰后的版本。因为彼时年少。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考订为“白之遇承祯于江陵，当在开元十三四年间司马道士游衡山之前后。”彼时太白年甫25岁，“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之际。也与太白序中所云“悔其少作”相合。李白明谓少时之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也就是说，今传之《大鹏赋》是在《大鹏遇希有鸟赋》的基础，将“宏达”旨意作了进一步提升后的状貌。

赋的破题，明确表示此文受庄子《逍遥游》的启迪，激发创作灵感，塑造一个鲲化大鹏的特立独行形象：“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凭陵乎崑仑。”大鹏由不知几千里长的巨鱼转化而成。以海（渤澥）为依托，以宇宙为背负，凭陵于昆仑之巅。如此之巨鸟“一鼓一舞，烟朦沙昏”，所产生的效果居然“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如此不凡的诞世，惊异害怵的巨大能量和腾跃空间，自然将“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其动静之大，气势之雄则是“簸鸿蒙，扇雷霆，斗转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极力夸饰大鹏气势之宏伟，山川大地，宇宙汗漫是其活动的范围。大鹏喷气六合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视三山（蓬莱、方丈、灜洲）如土块，观五湖如杯水，任公见而罢钓，有穷（善射者）不敢以弯弓……

如此恢弘气势，无穷的能量，人世罕闻。毫无疑问，这样的非凡之鸟乃脱胎于庄子。庄子以“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塑造了无所不能的大鹏是李白大鹏形象之所本。值得注意的是在庄子大鹏形象中作者将其贯注的是李白精神气质与人文追求。首先，李白将庄子大鹏形象以小知大知之辨，逍遥与否之争，有所待和无所待的哲学思辨里解放出来，摆脱繁琐无趣的哲学纷争，而将自己的个性气质与人文指向融入期间，从而实现了从哲学母题里跃升为气势磅礴的文学作品的华丽蜕变，此时的大鹏无疑已成为李白精神的载体。

如果说“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还是《逍遥游》中“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九万里”的演绎的话，那么“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任公有穷之惊惧”等则是李白不凡襟抱的展示和冲决世间一切藩篱而奔向自由境界精神的喷射。至于“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于菊裳，耻苍梧之玄凤，耀彩质与锦章。既服御于灵任，久驯扰于池隍……不旷荡而纵适，何拘孪而守常。”显然耻笑那些庸禄于功利追逐之辈的渺小与卑龌！与大鹏之逍遥的“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行藏。参玄根以比寿，饮元气以充肠”的行迹相去甚遥，不可比方。

行迹独异的大鹏，以希有鸟为同俦。希有鸟见谓之曰：“伟哉鹏乎，比之乐也。吾右翼掩乎西极，左翼蔽乎东荒、跨蹑地络，周旋天纲……”大鹏与希有鸟同登于寥廓，而斥鷃之辈空见笑于藩篱。

不消说，此赋是李白和司马子微志同道合，相互推许的文学写照，也是李白文学气质与人生追求的激扬流露。他们嗤笑拘孪守常庸禄之辈，同时也被常人所难理解与认同。《古赋辩体》云：“太白盖以鹏自比，而以希有鸟比司马子微。赋家宏衍巨丽之体，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相如)班、扬犹尚此。此显出《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

应当看到，李白不仅在《大鹏赋》中以大鹏自况，而且屡次在诗文创作中步武大鹏。他在《上李邕》中咏道：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据钱谦益少陵年谱于天宝四载下注云：“李邕为北海太守陪宴历下亭，李白、高适均有赠邕诗，当是同时。”此时李白赐金还山之后漫游济南等地所作。诗中明谓“时人”对李白之大言颇不为然，对其自诩大鹏也有轻慢之意。这是独醒者的孤独，也非庸常之辈所能认识得到的。

这也难怪，山东济南一带，儒礼之邦，循规蹈矩风气极浓，像李白这样狂放不羁之人，自然被视为“殊调”、“异类”，他在《送韩准裴政孔巢父还山》中云：“猎客张兔罝，不能挂龙虎。所以青云人，高歌在岩户。”自比龙虎，青云人。而在《嘲鲁叟》中更是对拘孪守常的迂阔腐儒极尽其嘲笑讥讽：“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问以经济策，花如坠烟雾……”

如此说来，李白自比大鹏，耻与斥鷃之流为伍就不难理解了。而且以大鹏自况，至死不渝。《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为谁出涕？

对此诗王琦注云：“诗意谓西狩获麟，孔子见之而出涕。今大鹏摧于中天，时无孔子，遂无有人为出涕者，喻己之不遇于时，而无人为之隐惜。太白尝作《大鹏赋》，实以自喻，兹于临终作歌，复借大鹏以寓言耳。”（《李太白集》）

清人王琦，学识淹贯，乃迄今为止注《李太白全集》之最佳者，也是李白的异代知言，此番议论，深得李白心曲。大鹏形象，首创于庄子，庄子以宏放恣肆之笔，勾勒了大鹏横决万里、藐视寻常的雄岸形象，那是为其《逍遥游》立意服务的神话。李白笔下的大鹏，脱胎于庄子而高于庄子，他为大鹏贯注了不循常轨，脱略约束，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人文精神，从此，大鹏身上具载了争自由，求独立，蔑视权贵，浮云荣华富贵的精神气质与李白意趣，这是《大鹏赋》文学魅力之所在。

庄子虚构大鹏形象以来，历代文人墨客对大鹏兴趣有增无减，可是像李白这样的作品却是罕遇其匹。无怪李白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不妨录出阮作试加比较，即可明了：

   苍苍大鹏，诞自北溟。 假精灵鳞，神化以生。

　  如云之翼，如山之形。 海运水击，扶摇上征。

　　翕然层举，背负太清。 志存天地，不屑唐庭。

鸴鸠仰笑，尺鷃所轻。 超世高逝，莫知其情。

阮修只是完成了四言赞体对大鹏来世今生的客观模写而已，完全看不到作者主体意识的融入。阮修按说也是竹林七贤之一阮籍的从子，系出名门，“好老易，善清言”，也是饮誉当时重要人物，然而《大鹏赞》实在平平，自然被李白讥讪。

应该注意的是，《大鹏遇希有鸟赋》虽然作于开元十三四年间，但是其“遂更记忆”的存世今版必然修改润饰于天宝元年之后，李白入京期间。据《旧唐书·玄宗纪》：“天宝元年，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李白文中“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吐峥嵘之高论……”可知必改于天宝元年之后。参之文中“岂比夫蓬莱之黄鹄，夸金衣与菊裳”等语，必为李白待诏翰林期间也。其时李白在长安不被重用的愤懑之情表露。

李白《明堂赋》体制宏大巨丽，结构端谨，气势跌荡，词彩富艳。明堂之建立初衷是为了唐室秋季大享所用。据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记载，明堂之建设破费周折。唐高祖和太宗时期，秋季大享在圆丘举行。高宗永徽二年（651）决定建造明堂。如何建造，依据何在？甚等规模……礼官学士等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堂建造拖延不决。乾封二年（667）二月决定实施明堂建设，大赦天下，改元为总章，将万年县更名明堂县，然而北门学士们议论其体制意见分歧更大。高宗尽弃群言。垂拱三年（687）春，毁东都之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历时一年始成。后为火焚，又重造。则天时期天册万岁二年（696）二月重建明堂成，称为通天宫。玄宗开元五年幸东都，行大享之礼，以武后所造明堂有违典制，遂拆改为乾元殿。李白的《明堂赋》所摩写的体制规模应该是未改乾元殿时的状貌。

对于明堂规划建造的曲折而繁复的过程，李白在《明堂赋》的序文中简要作了介绍：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经始明堂，年纪总章，时缔构之未集，痛威灵之遐迈。天后继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子来，崇万世之丕业。盖先皇先天，中宗奉天，累圣纂就，鸿勋克宜。臣白美颂，恭惟述焉。

历高宗、武后、中宗三世而立之明堂可谓坎坷曲折，费时耗日。

《明堂赋》体制宏大，而结构复杂。若对之予以剖析探究，当由三大板块结撰而成：首先是对唐帝国缔造者卓著勋业的颂扬；第二部分则对明堂新居位置及选址构建，结构精巧，规模宏奇的铺陈展衍；结尾部分是明堂巨丽及其重大意义的肯定。

就第一板块而言，称颂唐王朝推翻隋炀帝，结束隋代统治的历史业绩，开唐代太平盛世的巨大贡献：“伊皇帝之革天创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顺，赫然雷发以首义。于是横八荒，漂九阳，扫叛换，开混茫。景星耀而太阶平，虹蜺灭而日月张......”革天创元，开启清明之功自然是高祖之勋绩，而太宗“继明重光，廓区宇以立极，缀苍颢之颓纲。淳风沕穆，鸿思滂洋。武义烜赫于有截，仁声馺踏乎无疆。”

如果说高祖首举义旗，削平群雄，崛起于乱世，开创唐王朝基业的话，太宗的文治武功，立极于寰区，倡淳风于天下，武功令四海率服，仁义之声远播，继明重光之誉，也是当之无愧的。高宗守成之君，武后辅政勤劳……当此之际，“遵先轨以继作，扬列圣之耿光”，构建体现恢伟气势唐帝国的明堂，已是必然之势。

明堂建造，动员当时的能工巨匠，集思广益，精心规划，巧妙设计，稳步推进：“则使轩辕草图，羲和练日，经之营之，不綵不质。”施工则是“乃准水臬，攒云梁，磐玉石于陇坂，空瑰材于湘浦。巧夺神鬼，高穷苍昊……”实施修建极其严格，取陇坂优质石材，采湘浦一带挺拔端直的栋梁之木，精巧施工以达到巧夺天功之效。

第二板块是此赋的最为精彩部分，也是李白传神耀目之笔。精心设计规划施工之后，一座宏伟雄奇，不綵不质的明堂，矗立于读者眼前：“观夫明堂之宏壮也，则突兀曈曈，乍明乍蒙，若太古元气之结空。巃嵸颓沓，若嵬若嶪，似天阃地门之开阖。”这是高大雄奇的明堂远观产生的视觉冲击。其近观时则挺拔高矗：“比乎崑山之天柱，矗九霄而垂云。”其客观效果竟是：“峥嵘罾嶷，灿宇宙之光辉；崔嵬赫奕，张天地之神威。”

之所以明堂之巨丽宏伟有如此的惊人，原因是其“夫其背泓黄河，垠漱清洛。太行却立，通谷前廓。远则标熊耳似作揭，豁龙门以开关。点翠綵于鸿荒，洞清阴乎群山。”李白将明堂置于广袤宏阔的山川背景之中予以观照和审视，必然产生“烟云卷舒，忽出乍没。岌嵩喷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荡，星斗之所伾扢”的感觉。

明堂之内部结构则是：“九室窈窕，五闱联绵。飞楹磊砢，走拱夤缘。云楣立岌以横绮，綵桷攒栾而仰天……”装饰之考究令人骇目惊奇：“猛虎夹道（刻虎图立于两旁），潜虬蟠梯。经通天直上，俯长河而下低。玉女攀星于网户，金娥纳月于璇题……亘以复道，接乎宫掖。岔入西楼，是为崑仑。”

如果说如此铺陈展衍之笔尚不能完全展现明堂的宏伟富丽的话，作者又从左右环境和周围设置落墨，以突现明堂非孤立高屹之独秀。“其左右也，则丹陛崿崿，彤庭煌煌，列宝鼎，敌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环海之汤汤。……发号施令，采时顺方。”明堂四周又以“近则万木森下，千宫对出。熠乎光碧之堂，炅乎琼华之室。锦烂霞驳，星错波沏……”为陪衬与烘托，从多角度、多视角，远近结合，多方位地对明堂进行描绘与皴染。明堂雄姿赫然凸现字里行间，闯入观者眼界，产生难以忘却的深刻印象。

第三板块是明堂落成之后，天子莅临，行大享之礼的铺写：“于是王正孟月，朝阳登羲。天子乃施苍玉，辔苍螭，临乎青阳左个，方御瑶瑟而弹鸣丝。展乎国容，辉乎皇仪……纳六服之贡，受万邦之籍……”君王以六服朝贡，万邦献籍，群神辅佑，以展示圣主以孝治天下而享祀查冥之成功。

第三部分最关键之处在于作者的点睛之笔：“而圣主犹夕惕若厉，惧人未安，乃目极于天，耳下于泉。飞聪驰明，无远不察，考鬼神之奥，推阴阳之荒。下明诏，班旧章，振穷乏，散敖仓。毁珠沉玉，卑宫颓墙。使山泽无间，往来相望。帝躬乎天田，后亲于郊桑。弃末返本，人和时康。”振穷乏而济贫贱，毁珠玉而弃奢靡，崇俭拒奢实为治国之良策，以期实现“元元澹然，不知所在，若群云从龙，众水奔海，此真所谓我大君登明堂之正化也。”李白点明耗费时日，尽人力物力而修筑明堂，使民众对大唐宏伟国容与皇帝威仪有所体认，宣扬国威，但必须要让民众得到实惠才有意义。因此赋文以“敢扬国美”而作结：“穹崇明堂倚天开兮，巃嵸鸿蒙瑰才兮，偃蹇块莽邈崔嵬兮，周流辟雍岌灵台兮……宗祀肸蠁，王化弘恢。镇八荒，通九垓。四门启兮万国来，考休征兮进贤才。俨若皇居而作固，穷千祀兮悠哉！”

《明堂赋》巨丽宏博，在李白有限的八篇赋中极为耀眼，作者以铺张展衍的方式，极写明堂建造曲折而复展的过程，重点落笔是对明堂富艳精丽的传神描绘。作者通过对明堂的渲染夸张，展示唐王朝的赫然国容与唐帝国的文治武功和辽阔的疆域，以及对四夷的宾服和太平盛世的缔造。唐王朝能以强盛国势为依凭，建造了辉煌于史册的明堂，无论如何，是值得享有唐代文学骄子地位的李白对之大书特书的。李白以其如椽大笔，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不可多得的瑰丽篇章，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挖掘的。

《古赋辨体》云：“太白《明堂赋》，从司马、班扬诸赋来，气豪辞艳，疑若过之，论其体格，则不及远甚。盖汉赋体未甚悱，而此篇与《大猎赋》，悦于时而悱甚矣。晦翁云：‘白有逸才，尤长于诗，而其赋乃不及魏晋。’斯言信矣。”我认为此论未确。说太白赋有模拟汉赋诸家痕迹是不错的。司马相如诸人作赋，铺陈过甚，堆砌冷僻几近于死亡的词藻一大堆，读之令人昏昏欲睡。何如李白赋之流畅跌荡气势与富艳鲜活的词彩。说李白赋骈骊太甚也是迂阔之论。魏晋以降，骈赋流行，赋入唐代，骈徘成风，必是趋于板滞的汉赋时代性的变化使然。赋体形成之后，并非僵化不变，魏晋时期，融入抒情成份，体制也必趋于精悍紧凑，而非汉赋一味铺陈。李白赋（大赋）铺陈中不乏议论与抒情，体格上转向俳骊，也是其创作个性的展现。刘勰指出：“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如何言乎！”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时代变化引起创作变化的必然规律，岂能用固化的眼光看待文学创作。朱熹说李白赋不如诗是可以肯定的，而赋不及魏晋则未必。对待先贤的论评不必迷信、盲从，而应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发展变化的眼光来审视，从而作理性评骘，以科学的眼光来量裁之。

如果将《大猎赋》的序研读之后，我们将获得一些启示：“白以为赋者，古诗之流，辞欲壮丽，义归博远。不然，何以光赞盛美，感天动地。”李白对赋的认知是完全正确的。与此同时，他还论及汉赋大家之作，并谓：“而相如、子云竞夸词赋，历代以为文雄，莫敢祗讦。臣谓语其略，窃或褊其用心。《子虚》所言，楚国不过千里，梦泽居其大半，而齐徒吞若八九，三农及禽兽无息肩之地，非诸侯禁淫述职之义也。”

对于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乡人司马相如和扬雄，李白既敬重又有所批评。指出《子虚》、《上林》二赋夸赞过甚，如云“《上林》云：左苍梧，右西极，夸其实，地周袤才经数百。”而扬雄“《长杨》夸胡设网，为周阹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乐。《羽猎》于灵台之囿，围经百里，而开殿门。当时以为穷极壮丽，迨今观之，何齷龊之甚。”极度夸张，华而用寡，多虚词滥说，是辞赋家“侈丽闳衍”的产物。李白看重的是王者以四海为家、万姓为子的情怀，强调的是天下之山林禽兽与众大民庶同享自然生态环境的气度，追求的是“大道匡君，示物周博”的理想目标。因此，李白《大猎赋》尽管也以宏大巨丽的笔触，极尽铺陈校猎阵容之庞大威严，狩猎诸勇士之奋勇，个个如田开疆、古冶子一样所向披靡，斩获猎物的丰硕，以至于“喷血流川，飞毛洒血”般的血腥场面的出现……而这一切显然不是李白所愿意目睹的情景。他认为君王应当“居安思危，防险戒逸”，狩猎“驰骋以狂发，非至理之弘术”。君王至理天下，必须“端拱为尊，玄妙为宝。暴殄天物，是谓不道。乃命去三面之网，亦六合之仁。已杀者皆犯其命，未伤者全其天真……”以实现“饱人以淡泊之味，醉时以淳和之觞……”以期达到“使天人晏安，草木繁殖。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于耕织。寝郑卫之声，却靡曼之色……三阶砥平，皇猷允塞。岂比夫《子虚》《上林》《长杨》《羽猎》，计麋鹿之多少，夸苑囿之大小哉！”

应当看到，李白无论《明堂赋》还是《大猎》，显然皆受汉赋影响，也继承了司马相如等人铺张夸饰的艺术经验。扬雄当年作赋，就对前辈司马相如有所规步：“雄少而好学，尝好辞赋。先是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常拟以为式。”（《汉书·扬雄传》）李白在《秋于敬亭送侄游庐山序》中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及长，南游云梦，览七泽之壮观。”毫不掩饰对乡贤司马相如的崇敬之情。李白大赋的结构布局、遣词用语，也可窥探司马、扬雄的侵润痕迹，限于篇幅，不再摘引。

《古赋辨林》指出：“《大猎赋》与《子虚》、《上林》、《羽猎》等赋，首尾布叙，用事遣词多相出入。又曰：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赋，差强人意。但俳之蔓虽除，律之根故在，虽下笔有光焰，时作奇语，只是六朝赋耳。”不无道理，俞樾认为，李白《大猎赋》是对唐代先天元年、开元元年、八年皆发生过“以孟冬十月大猎于秦”的记载所创作出来的文学作品，据此判定此赋作于李白十三岁以后，二十二岁以前（《九九销夏录》）。我以为李白无论三次大猎发生的时间如何不同，其时李白尚远居蜀中，直述其事都不大可能，当是李白综合史实，托以赋文较为合理，不必坐实历史记载，这是文学创作。

二

李白另有小赋或谓短赋五篇，咏古抒情味较浓，展示了李白古赋另一特质，受六朝短赋的影响较为明显。如《拟恨赋》破题即云：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坟毁。浮生可嗟，大运同此。于是仆本壮夫，慷慨不歇。仰思前贤，饮恨而没。

登太山而望蒿里，睹坟茔而怨浮生，由此引发对饮恨而没的古人的咏叹。如汉高祖刘邦，崛起于草莽，奋战于秦末乱局，建汉政权称帝不过七年而没，未享永祚之叹，此乃一恨事也。余如项羽自刎乌江；荆轲报韩却刺秦失手；屈平执履忠贞被放沉江而没；李斯受戮，欲享平静平民生活，执爱子之手，牵黄出郊外逐狡兔而不可得……最后触发李白对人世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的叹喟：“已矣哉！桂华满兮明月辉，扶桑晓兮白日飞。玉颜灭兮蝼蚁聚，碧台空兮歌舞稀。与天道兮共尽，莫不委骨同悲。”

李白《拟恨赋》，当系模拟齐梁间赋家江淹《恨赋》之作，段落句法基本趋同。江文通望平原蔓草萦骨而触发思古幽情。对古人伏恨而死的秦始皇；赵王被掳于房陵；李陵降匈奴，昭君出塞远适等等。对他们含恨而死而致慨。对照李、江二人之作，李白拟模是不必讳言的。《酉阳杂俎》云：“李白前后三拟《文选》，不如意则焚之，惟留《恨》、《别赋》，今《别赋》以亡，惟存《恨赋》而已”是其明证。

《惜余春赋》叹惜春景旎旖难驻，“惜余春之将阑，每为恨兮不浅”的伤春伤情之作，其精彩之笔是：“汉之曲兮江之潭，把瑶草兮思何堪。思遊女于岘北，愁帝子于湘南。恨无极兮心氲氲，目眇眇兮忧纷纷。披卫情于淇水，结楚梦于阳云。”将汉皋遊女之多情与皇娥、女英的幽怨，淇水美女的巧笑，阳云绮梦揉合于一起，以渲染其情思飘渺的神秘氛围，而适逢“春每归兮花开，花已阑兮春改。叹长河之流速，送驰波于东海。春不留兮时已失，老衰飒兮逾疾。恨不得挂长绳于青天，系此西飞之白日。”真是春光易逝，美景难挽，佳人难觅，岁月蹉跎，白日难系，人生苦短，令人徒增浩叹！

《愁阳春赋》于氤氲春色撩人氛围的皴染之后新抒发春心荡漾、春愁难排的郁闷与惆怅：“试登高而望远，痛切骨而伤心。春心荡兮如波，春愁乱兮如雪。兼万情之悲欢，兹一感于芳节。”在赋的结尾之处，又触发了作者对于天涯佳人的思念：“若有一人兮湘水滨，隔云霓而见无因。洒别泪于尺波，寄东流于情亲。若使春光可揽而不灭兮，吾欲赠天涯之佳人。”

《悲清秋赋》抒发作者悲秋思乡的情愫和功业未就的郁闷：“登九疑望清川，见三湘之潺湲。水流寒以归海，云横秋而蔽天。余以鸟道计于故乡兮，不知去荆吴之几千……临穷溟以有羡，思釣鳌于沧州。无修竿以一举，抚洪波而增忧。归去来兮人间不可以托些，吾将採药于蓬丘。”釣鳌之念却因无长（修）竿而无法实现，是其身居吴楚离故土之时，欲展其政治抱负却无缘施展深层苦闷的写照。当作于李白出蜀游襄汉，上庐山，东下金陵漫游维扬之时，约在开元十四五年间。

《剑阁赋》是李白送友人王炎入蜀时的作品，赋文不长，却将剑峰雄姿展现于读者眼前：

咸阳之南，直望五千里，见云峰之崔嵬。前有剑阁横断，倚青天而中开。上则松风萧飒瑟 ，有巴猿兮相哀。旁则飞湍走壑，洒石喷阁，洶涌而惊雷。

送佳人兮此去，复何时兮归来。望夫君兮安极，我沉吟兮叹息。视沧波之东注，悲白日之西匿。鸿别燕兮秋声，云愁秦兮暝色。若明月出于剑阁兮，与君两乡对酒而相忆。

剑阁雄姿，扼关守隘，历代文人多有咏题，张载《剑阁铭》驰名文林。李白此赋摹绘剑阁峰峦飞瀑之余而注入抒情成份和与友人别后相忆的内涵，是其独到之处。《古赋辨体》指出：“李白短赋，雕脂镂冰，是江文通《别赋》等篇步骤。”对《剑阁赋》的评价：“其前有‘上则’、‘旁则’等语，是楸敛《上林》《两都》铺叙体格，而裁入小赋，所谓‘天吴与紫凤，颠倒在短褐’者欤！故虽以小赋，亦自浩荡而不伤险陋。盖太白天才飘逸，其为诗也，或离旧格而去，其赋亦然。”

此论甚确，所谓离旧格而去，是说李白突破赋体尤其汉赋体段固定模式而有所创新，正如太白对律诗格式的逸出一样，是其独特创作个性的自然流露。

李白古赋不多却成就不可无视，他以诗鸣于世，赋名为诗名所掩是其必然。李白古赋对前人尤其是司马相如、扬雄、江淹的规步与仿效是毋庸讳饰的。然而李白古赋出入于传统却不乏创新，除赋体曲终奏雅、劝讽之外，于赋体中注入言志（《大鹏》）抒情（《惜余春赋》）怀古（《拟恨赋》）思乡（《悲清秋赋》）情感是其艺术魅力所在。作为“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的赋体，其文学价值和社会功能自然逊色于诗歌。然而辉煌汉代的大赋的社会价值曾经被誉为汉代文学的典范，按照司马相如的说法，赋的创作过程是“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西京杂记》卷二）。这里，对赋的外在艺术形式即所谓赋迹做了扼要归纳，即以铺排宏衍、辞藻华艳、音调铿锵为其基本特征。至于赋心则为赋家殚精竭虑的形象思维活动，十分微妙复杂，难以言传。

其实汉赋盛行的时期对其评价就有不同的声音。遭到儒家的排斥与责难，被斥“淫靡”过甚，有违于儒家文学观念。存在着“丽以则”和“丽以淫”的区别。倒是汉宣帝较为开明，他指出：“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譬如女工有绮榖，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娱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者远矣。”（《汉书·王褒传》）肯定赋的文学价值以及其认识社会、增广知识闻见的意义。

李白古赋无论其文学意义、审美价值和社会功效同样是值得肯定和深入挖掘与进一步研究的。也是全面、系统研究李白不可或缺的环节。本文只是做了一些探索而已。必须看到，太白的文章和古赋，与诗相较不免逊色一些。晁补之云：“李白天才俊丽，不可矩矱。然要长于诗，而文非其所能也。赋近于文，故白《大鹏赋》辞非不壮，不若其诗盛行于世。”（《李太白全集》）庶几近之。也就是说，对其古赋评价应当客观公正，不宜偏颇，过分榆扬或视而不见都不可取。      

2012年5月孟夏蓉      

                     四川省文史馆